ic 我们迫切需要更新安全定义、安全技术、安全制度，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安全体系，切实保护数据资源的安全。
比如在考虑到加密货币创新的时候，中国在诸多分析和讨论上都是围绕和关注如何能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这种创新能为实体经济做出重要贡献，就愿意给予更大关注、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和试点。第三，从不同主体的思考维度看，在观点、概念和用途等多方面存在差别。
当然，金融市场交易中也有一些业务主要是为了风险管理，还有一些可能被投机活动利用，对此也可以进行标度，比如，可根据某种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是松还是紧进行0-1区间的标度。从现在看，有一些加密货币要想再回到支付领域可能已经不太适宜了，它已经失去了机会，也不会被大家接受。与此相对的是，很多发达国家的理解及做法与我们是不太一样的。1、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认识的国际比较 中国历来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应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前段时间，我听一位企业家说，赛跑特别是长跑，不在乎一时跑得快慢，关键在于耐力如何，能否持久。
比较近年来中美经济规模及其全球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差别。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可能离实体经济远一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债券市场和股市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需要靠我们中国整个金融系统一起努力。
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一直由发达国家掌控，对成员国的政策进行干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结果并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甚至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实际上，五年来，我们从未做过煤电项目，或者与煤有关的项目。读《资治通鉴》二到三百页，人该犯的错误，很早就已经犯完了，以后不过是重复犯哪些错误而已。在韩国股市，外资占33%，在印度股市，外国占16%，也比我们多。
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诉求也不再一样。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重塑布雷顿森林机构，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矛盾。
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从金融、工业基础、高科技等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有的时候，风险其实很大，感觉不大，正确的判断是极为关键的。而亚投行是国际多边合作组织，有其自身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两者是不一样的。我在发言中介绍，亚投行是不搞煤电的，我们的资金有限，亚投行要起导向性作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还是美国怀特的意见占了上风，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他们之间的较量的焦点是，国际经济体系到底要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一方代表英国的利益，一方代表美国的利益，同时，双方也还要代表全球的利益，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的成员遍及各大洲，遍及有主权国家的各大洲，南极洲不算，南极洲没主权国家，其他都有。在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下，美国实现了成为最大股东、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三个目标。
当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中印边境闹冲突的时候，亚投行仍然给印度提供贷款，国内有些人都想不通，怎么我们这边在打架，你们那边还给印度提供贷款？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企业和银行一说，他们都很理解，我们的企业想进去还进不去呢，怎么不可以？再说资金又不是给他们白送的，要还本付息的。
五年多来，很多问题逐步清晰了，对亚投行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性质，有了更多了解，我们的运营环境，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艰难，当然我们还得小心谨慎，严格遵守国际多边机构的管理原则。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已经大大退步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次我在博鳌参加一个圆桌会，那个会上也有外国人，商务部钱克明副部长在发言中提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他说有个问题挺纠结的，就是输出煤炭技术。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多少？三万亿美元？其实不对。我们当时为了鼓励大家加入，还增加了创始成员票，这两个加起来15%，所以大国的投票权低于股份，而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份，这样有利于增强小国的话语权。中国一再说明，我们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同样也是受益者。我们业务的以亚洲国家为中心，但是，也要顾及域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因为按照国际机构原则，大家分享一点免费的投票权，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本，大国投票低于股本。
这部分的结算的人民币，怎么不是外汇储备呢？ 全球七十个央行的外汇储备里面都有人民币了，我们怎么自己反而不算呢？但不是所有的人民币都是外汇储备，只有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的那一部分人民币才是储备，应当要加上去。为什么？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全球的经济预测是很积极的，没有预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可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
所以，《华盛顿共识》看上去似乎代表着真理，但是它对很多国家来说，其实并不适用。第二，亚投行愿意跟中资企业合作，但是，我们合作的项目，取决于借款国的需要，不会强迫他们选择和中资机构合作，以两厢情愿为原则。
区域的股权分配是75%是亚洲，25%是非亚洲。我国领导人有句重要的话：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按照章程，通过一般的议题，简单多数，即50%。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波动，波动将会更大。丘吉尔说：我从历史中知道，人们从来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I havelearnt from history that people never learn from history）。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亚投行管理部门依然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办事，在国际上的反响非常正面。
当时，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地区相当发达的首都，还有就是伊朗的德黑兰。当时的设想，是要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一些国家宏观经济上出现问题，这个国际机构可以来帮这些国家。
现在来谈谈亚投行的治理架构和运作理念。那么关键的步骤，我认为还是要扩大金融部门高水平的开放，开放自然会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影响力，当然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因为世界银行当时的使命是帮助重建，虽然它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监管影响力，但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是很大的。整个过程，平等协商，体现了不同发展程度和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
如果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是保不住的。所以，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预期，要对此有正确判断。当年各国是如何设计这个战后体系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到今天，有什么地方依然有效，有什么地方已经失效？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对指导中国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发言权，主要是英美两国在博弈。
中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通过努力，中国实现了三大目标：中国是最大的股东，中国人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北京。但是我们具备有利的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就不容易被颠覆，体量大就有回旋的余地。
但是，为了要吸引这些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银行是不同的，因为后来的世行有了更多组成部分），以便能为很多国家提供资金，进行重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
现在中国崛起，美国受不了，麻烦会不断。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重复，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出历史在重复。
